在全球实现《巴黎协定》的背景下，碳泄漏的风险主要由国际市场能源价格变动引发，碳边境调整机制对于碳泄漏的控制效果是有限的。
碳边境调整机制的提出
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发达国家采取了严格的政策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然而，学者们研究发现，发达国家本土的二氧化碳减排往往伴随着进口隐含碳1 的增加。2008 年Peter andHertwich 的研究发现2001 年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达到了5.3 Gt，其中《京都议定书》附件B 所涵盖的国家是隐含碳的净进口国。Peters et al. 在2011年也证实了，通过国际贸易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隐含碳（生产减去消费）从1990 年的0.4Gt 增加到了2008 年的1.6Gt，超过了《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要求。而这也揭示了由于只有部分国家实施减排政策而可能产生的碳泄漏2 问题。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角度而言，碳泄漏将会对气候政策的减排效果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为了更好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碳泄漏与国际贸易成为了国际气候谈判重点关注的问题。
2015 年12 月12 日，《巴黎协定》得以通过。全球减排行动以192 个国家自愿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 取代了《京都议定书》的强制性减排目标。直观上，由于更多国家采取了减排措施，碳泄漏将会被有效控制。然而，通过仔细梳理各国的行动计划就会发现，由于不同国家的“脱碳”步伐非常多样化，碳泄漏与国际贸易结构变化依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例如，欧盟设定了温室气体绝对量减排目标，即2030 年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在1990 年的基础上至少下降55%。而我国基于本国发展现状提出了强度目标与非化石能源发展目标，即2030 年实现碳排放达峰、单位GDP 碳排放强度较2005 年下降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的比例达到20%。在不同减排目标的约束下，各国采取减排政策的强度与进程也会有所差异。
而当前已有大量的文献表明强度不均衡的减排政策将对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甚至有可能产生碳泄漏问题。为此，碳边境调整机制受到了减排国家的重点关注。
碳边境调整机制是指减排国家基于本国的减排政策，对碳排放密集型产品的进口进行征税或者对出口进行退税。针对碳边境调整机制，有专家认为其可以有效的控制碳泄漏问题。然而，也有专家认为减排国家提出碳边境调整机制主要是出于行业竞争力的考虑，而不是为了降低碳泄漏风险。尽管碳边境调整机制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其在发达国家却不断的被提及。2019 年12 月，以保证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降低碳泄漏风险为由，欧盟委员会在《欧洲绿色协议》（The European Green Deal）中再次提出了碳边境调整机制，并于2021年7 月14 日公布了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实施细则。
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影响
1. 碳泄漏
鉴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性质，有专家认为，碳泄漏是指只有部分国家采取减排政策时，它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可能被其他非减排国家增加的排放量部分或者全部抵消，即对于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而言，减排国家的政策效果将被削弱。
也有学者认为，碳泄漏主要通过竞争力渠道、需求渠道和能源价格渠道产生。其中，竞争力渠道指的是当高强度的减排措施削弱了减排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时，非减排国家将会增加出口，从而导致非减排国家的直接排放增加；需求渠道指的是强度不均衡的减排政策会影响各国的收入水平，从而间接影响非减排国家的产出与排放；能源价格渠道指的是减排国家对化石能源的需求下降将会导致国际市场中的能源价格下降，进而促使非减排国家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增加、排放增加。而碳边境调整机制主要控制从竞争力渠道产生的碳泄漏。
以欧盟提出的碳边境调整机制为例，欧盟拟采取“补差价”的方式对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即，欧盟依据本区域与贸易国之间减排政策的强度差异，设定进口产品的碳关税。此时，在本国市场中，进口产品所支付的排放成本与本国产品所支付的排放成本是一致的，政策强度差异带来的产品竞争力差异也将因此可以得到控制。
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何种碳泄漏渠道相对更加重要还存在着争议。2018 年Tan et al. 构建了关于中国的多区域模型，评估湖北碳市场建立所产生的碳泄漏效应，他们认为在中国市场中，竞争力渠道是主要的碳泄漏渠道。而2016年Steininger et al. 的研究却认为，在全球市场中，当多个国家采取减排措施时，国际市场中的化石能源价格将受到较大的冲击，此时，能源价格渠道才是主要的碳泄漏渠道。在巴黎协定的约束下，更多的国家参与到了全球减排活动当中，此时，相比《京都议定书》的影响，国际市场中的能源价格将受到更大的冲击，能源价格渠道的相对重要性将更加突出。由此可见，碳边境调整机制对碳泄漏的控制效果是有限的。
2. 国际贸易
强度不同的减排政策带来的各国产品排放成本的相对变动有可能对国际贸易结构产生影响。在模拟碳边境调整机制对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时，学者们通常将竞争力定义为“保持或者扩大市场份额的能力”，并以部门产出的变化来度量影响。
Veenendaal and Manders 认为，对于欧盟而言，碳市场的建设将会损害欧盟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碳边境调整机制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一影响。Böhringer et al. 也提出，对于能源密集型贸易产品（Energy IntensiveTrade Exposed，EITE） 而言， 碳边境调整政策的实施能够有效降低减排政策对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但Monjonand Quirion 提出，在减排政策的约束下，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变化并不大。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碳边境调整机制对减排国家贸易影响的大小与需求的价格弹性、Armington 替代弹性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等假设是高度相关的。
对于非减排国家而言，减排国家征收碳边境调整税无疑增加了其产品的出口成本。当减排国家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大或者Armington 替代弹性较大时，非减排国家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将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非减排国家能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将随着国外需求的下降而降低，其国内收入水平也将下降。而在弹性较小的情况下，非减排国家的出口量下降幅度较小，但其仍需支付大额的碳边境税，其国内收入依然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冲击。
碳边境调整机制的争议
1. 政策效果
“降低碳泄漏风险”是欧盟委员会制定碳边境调整政策的目标。考虑到在《巴黎协定》的约束下更多的国家开始规划减排行动，碳泄漏的风险将因此相对较低。与此同时，由于更多的国家采取措施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国际市场中对于化石能源的需求将持续下降，其市场价格也将随之降低。
在此背景之下，对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而言，能源价格效应是引发碳泄漏风险的主要因素。而碳边境调整机制主要通过竞争力渠道对非减排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产生影响。因此，就降低碳泄漏风险而言，碳边境调整机制的政策效果是有限的。2013 年Bao et al. 通过构建动态CGE 模型对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影响进行了评估，模拟结果显示，在非减排国家，政策实施所带来的减排效果微乎其微。而Gerlagh and Kuik 在对碳泄漏进行分解分析时提出，若国家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达到了一定的水平，碳泄漏将会下降至负数，即非减排国家亦会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下降。
2. 政策目的
对于非减排国家而言，碳边境调整机制将对其出口产业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而减排国家的税收收入将因此增加。与此同时，碳边境调整机制对碳泄漏规模的影响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因此，许多学者对碳边境调整机制“降低碳泄漏风险”的目的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该机制中的碳关税是战略关税的替代品，它为发达国家保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将本国的减排成本一定程度上转嫁给非减排国家提供了渠道。
3. 经济风险
碳边境调整机制将会增加贸易国的出口成本，甚至影响贸易国的经济发展。以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碳边境调整机制为例，当前，该机制涵盖了水泥、电力、农药、钢铁和铝相关产品五类行业，针对欧盟和欧洲经济区之外的其他国家进行。考虑到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是欧盟国家重要的能源密集型产品进口来源国，而俄罗斯还是化石能源生产大国并且至今未出台任何减排政策，因此，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实施将对其国内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在全球产业链深化、国际贸易紧密相连的环境下，碳边境调整机制还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引发经济风险。此外，碳边境调整机制亦是一种贸易壁垒，欧盟推行碳关税有引发贸易战的风险，进而影响本国与贸易国甚至更多国家的经济增长。
4. 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原则相冲突
1992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正式得到批准，针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该公约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截至当前，加入UNFCCC 的成员国已经达到了197 个。在此基础之上，国际气候谈判也在不断的推进。2015 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也让更多的国家参与到了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当中。该协定以“自下而上”的模式设定减排目标，即成员国自行提交关于减排的自主贡献。若试图通过碳边境调整机制来促使各国出台减排政策，则有可能打乱其他国家的减排计划，同时也与《巴黎协定》约束下各国自行提交国家自主贡献的模式相冲突。此外，欧盟委员会提出的碳边境调整机制落地实施时，发展中国家将被迫承担更多的减排成本，而这也有悖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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