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的中美外交会谈上，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前任外长杨洁篪、国务委员兼现任外长王毅，面对美国人在会议程序刷的挑衅把戏，公开予以驳斥回击，引来世界一惊叹。
可惜的是有一位老者，没能亲眼见到杨洁篪和王毅两个后生辈外长在美国人面前的优异表现。如果没有他在中国外交最艰难的十年时间里，承受一切压力、为外交事业奔波全球，恐怕杨洁篪和王毅今天要面对的局势，还要复杂得多。
纹丝不动的外长
中美之间的外事交流，中国方面的一线负责人是外交部长，在美国则被称为国务卿。安克雷奇会议上，面对中国方面铿锵有力的回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左支右绌，不得不为自己反复辩解。
但是我们要知道，美国国务卿，不总是这么客客气气，”温文儒雅”的。
1992年，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来到了北京，找中国人谈一项”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问题。而中国，此时正处于和西方世界的外交低潮，对于美国国务卿的来访，自然不能等闲视之。
美国人的这个要求，也不难理解。在前一年刚刚打完的海湾战争中，虽然美国最后潇洒地获得了全面胜利，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展示了望尘莫及、难以想象的现代高科技战争模式，毕竟还是受到了一些萨达姆的苏制导弹轰炸。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是美国根据自身利益，拉拢美、英、法、德、意、日、加这几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成立的军事出口控制组织。在成立过程中，美国从未想过要征询中国的意见、或是拉拢中国加入。
现在美国国务卿却拿着这么一份自己决定的出口限制数据，要求中国毫无条件地接受。
坐在贝克对面的中国外长钱其琛面无表情，答应了下来：反正短期之内，中国也不会向外卖一些先进的战略性导弹。
谁知美国人得寸进尺，立刻对中国提出，要求中国就这一问题订立一个指导方针，给出承诺。
指导方针这么抽象的东西，却要一场针对具体问题的会议上当场作出，这毫无疑问是强人所难，钱其琛当然没法直接表示同意。
美国人再三催促，钱其琛不为所动，恼羞成怒的贝克竟然直接把面前的文件夹一合，起身就说：”不谈了！”
坐在中方代表席上的部长助理、后来的驻美大使李肇星和外交部美大司司长、后来的驻英大使马振岗等人心情一下子如沉冰窟，不知道接下来的局势究竟会发展成什么样。
美方人员也纷纷跟着长官开始起身，还安坐在座位上的，也手足无措，不知道是该站好还是该坐好。
钱其琛却面无表情，既不当场反驳，也不起身劝说，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只是盯着美国人的一举一动。
过了沉默到令人窒息的好几分钟，美国人终于再次坐了下来，依旧等待钱其琛当场给出答复。
钱其琛这才缓缓地说：”你们不就是要个方针吗？我同意！”
无论是面对导弹出口控制这样的具体技术问题，还是西方至今老生常谈的”人权”问题，面对当时咄咄逼人的美国，钱其琛始终以不急不慌的态度从容应对。
今天的人们，当然能体谅钱其琛外长当时处境的不易，20世纪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公然和美国闹翻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承受得起。
更何况，钱其琛还要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维护好一切国际上能为中国说话的力量。
为中国交朋友
钱其琛是1988年4月份开始成为中国外长的。钱其琛在20世纪6、70年代出访过非洲，并在长期对华友好的几内亚担任大使。
在极端艰难的外部环境下，钱其琛召开驻外使节会议，做了一场”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报告，同时决定亲自领衔，出访非洲各国，争取他们能够保持对中国一贯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钱其琛第一次以外长身份重返南部非洲、访问莱索托、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安哥拉、赞比亚、莫桑比克这六个传统对华友好的国家开始。
在他担任外长的十年职业生涯间，访问非洲多达12次，走遍了当时非洲大陆上所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非洲国家。
从此还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中国外长的第一次对外访问，必定要到非洲。
相对财大气粗、惯于颐指气使的西方世界，非洲大陆的国家虽然贫穷落后，却和中国明显有着更多的共同声音。
科特迪瓦总统博瓦尼告诉钱其琛，非洲的”民主化”浪潮不过是一种政治狂热，西方社会给非洲造成了贫穷，却要他们不顾自身的饥饿去追求什么”自由”。
喀麦隆总统比亚也告诉钱其琛，喀麦隆国内的”民主进程”使得这个1200万人的小国竟然出现了70多个政党，所谓”自由”、”人权”，反而成为外部势力干涉喀麦隆国内的内政的理想工具。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则为钱其琛的到访举行了上万人参加的盛大游戏仪式，并对他说，西方国家在殖民时代没有提过人权，在掠夺非洲资源的时候没有提过人权，却在今天非洲国家真正赢得独立的时候大谈“人权”，真是不知羞耻。
这些观点，和当时的中国政府，可以说是心心相通。
钱其琛外长多年如一日的访问，向非洲世界表明了中国对非洲的重视并未受到中国内外政治变化的任何影响。
非常十年
从1988年到1998年之间，钱其琛这个名字在电视上反复出现，几乎是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
而这十年，对于钱其琛本人来说，却没有丝毫高官厚禄的风光。
他担任新闻司司长的地方，不过是一间连大沙发和独立卫生间都放不下的小房间。无数言辞简洁、直击重点的稿件、报告却从这里起草定稿、送往中央。
在他接手外交部的前面那几年，国家财政十分困难，贵为国务院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外交部却没有什么福利可言，巨大压力之下，有的员工甚至干脆”跳槽”。
为了改善职工生活条件，很多单位开始改革，引入商业活动大赚”外快”。钱其琛对自己管理下的外交部下了一道指示：外交部不得从事商业活动。
根据马振岗的回忆”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远见的决策，后来好多中央部门都出了很大问题，但是外交部没出现任何问题。”
时过境迁，1982年5月，钱其琛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的是他再熟悉不过的苏联、东欧事务。
就在他这份新工作的两个月前，时任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今天的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并建议双方为此磋商。
这份讲话的份量被邓小平明锐地捕捉到了，他立即指示此时还是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做出反应。
两天后，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一个小小空间里，当着七八十位中外记者的面，钱其琛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中外记者中当然也有来自苏联的记者，对于这则声明，他立即用俄语对钱其琛说：“奥庆哈拉索！”精通俄文的钱其琛明白，苏联人明白了中国人话里的深意。
这一次简短的发布会成为了两件事情的开端：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有了正式的新闻发言人和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每周举行的惯例，只是随着钱其琛的高升，这也成了他唯一一次的发言人活动，在一旁担任翻译的李肇星倒是在后来担任了5年之久的发言人。
1994年，美国”小鹰”号航母战斗群在我国黄海锁定我们的核潜艇；1995-1996年李登辉”访美”以及引起的台海危机。
为了搞好中美关系这一关系到全球命运的重大外交事务，钱其琛或是奔波于萨达姆和联合国，为和平做最后的努力，或是抓紧苏联解体的机遇，和新独立的核大国俄罗斯恢复正常关系——钱其琛本人正是中国最后一任留学苏联出身的外交界领导。
在他之后，驻美经历开始成为外交部长履历上更为重要的经验；或是以副总理兼外长的身份，直接召见美国大使，提出强烈抗议。
更何况在对美斗争之外，还有英国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反复讨价还价、暗中作梗，钱其琛左支右挡，水来土掩，最终维持和西方”斗而不破”的局面。
老钱走了
1998年5月，陪伴中国度过了整整十年艰苦外交岁月的钱其琛离开了外交部，转任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委会主任委员。
在这段中国少见的漫长外交部长生涯中，他受命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危难之际，为中国开创了和剧变之后的原社会主义各国、亚非拉传统友好国家的外交新局面，也培养、教育了一大批外交部的新干部。
李肇星就是在钱其琛的言传身教之下，一步步从部长助理，走向了他的继任者位置。对于改革开放之后的外交部来说，钱其琛是如同导师一般的传奇。
2003年，李肇星接替唐家璇出任外长。面对前来”报喜”的李肇星，钱其琛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
“…别太把官衔当作一回事，外交部的工作说到底就是为人类谋取和平，帮助自己的国家结交更多朋友…多向人民、前辈学习，多观察年轻干部的优点，就行了。”
尽管钱其琛清楚自己在李肇星等晚辈心中格外的分量，他却从来不向他们摆任何架子。离休之后，钱其琛不再允许李肇星以”副总理”来称呼自己。
可惜杰出的工作成绩，终究没有借给钱其琛更多时光，自从2014年突感不适，他再也没能走出过医院。李肇星多次前往医院探望恩师，可是对方病情迅速恶化。
无论是李肇星还是做了他10年秘书的沈国放，都只能见到病床上一言不发、不认识任何人的老领导，最后两人只能独忍内心煎熬离去。
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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